2016年，华中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副教授张正波联合朋友开设制毒公司，伙同化学专业研究生鲍某等人，生产国家管制的一类精神药品远销欧美，每月销售进账60万美元左右，堪称汉版“绝命毒师”。

      最终被海关查获包裹时摸出制毒窝点，团伙成员先后被抓获。张正波等4人涉嫌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罪在武汉中院受审。

法庭上，张正波等4人对指控犯罪事实不持异议，但辩称公司实为化工技术研究而非制毒。2017年3月，法院判处其无期徒刑。

      对于法院的判决，张正波与其亲属并不服，他们认为，案件中证据存在缺陷，比如，提取的产品与送检的产品颜色、重量、性状均不一致，如取样2.294克，鉴定重量2.62克”；取样1.876克，送检重量为2.13克，即多次出现送检质量大于取样质量的荒谬情况。并且鉴定报告里面并没有鉴定机构鉴定人的资质。最终，他们选择上诉，而湖北省高院也于2018年5月2日作出裁定，该案件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撤销原判，发回重审。

      2019年“世界禁毒日”的前一天，被称为中国版“绝命毒师”的张正波案重审宣判。武汉市中级法院认定张正波犯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罪，有自首情节，将原判的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15年。

从“丧尸药”到中国版“绝命毒师”

      49岁的张正波出生于武汉市近郊的农民家庭，是华中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副教授。2005年，他与人合作成立了武汉凯门化学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凯门化学”），专门研发、生产、定制各种医药用途、工业用途的化学中间体。他们培训工人生产制造，产品全部销往英美等国家和地区。

      公司成立之初，由张正波提供了部分产品的合成方法，并根据客户需求及管制制式的变化，积极研发可以替代管制品的新产品，采用编号的方式为产品进行退补，并编制生产工艺流程。

      其主要生产及销售的产品为3,4-氟甲卡西酮（公司称为4号），生产中所需的制毒化学品均通过向私人非法购买等非正常渠道获得。为逃避海关追查，向境外发货采取伪冒品名方式蒙混过关。

      2014年该公司生产的主打产品4号以及5号、13号、20号、45号等产品，被我国列入一类精神药品管制目录，但由于利润巨大，张正波、杨某等人在未获得精神药品生产许可的情况下，依然继续进行该产品的非法生产销售。

      公司法人代表杨某主要负责产品销售订单和客户联络，副教授张正波负责技术指导，冯某负责收取货款、下达生产指令、采购原料、包装发货及会计工作，化学专业研究生鲍某负责研发新产品、改进产品工艺及指导工人生产。

张正波编写的《有机化学习题详解》。图片来自网络

      2015年6月17日，武汉海关及警方从凯门化学的工厂内查获了一批可制毒设备，甲苯、乙醚、盐酸等易制毒化学品，以及大量粉末状、晶体状的毒品疑似物。很快，张正波及凯门化学法定代表人杨某等因涉嫌走私毒品罪被抓。

      张正波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，是通过央视的《共同关注》节目。当时，他剃了光头，戴着黑框眼镜，穿着蓝色马甲，讲述自己如何走上了“制毒路”。节目播出后，张正波多了一个代号——研发、制造第三代毒品的中国版“绝命毒师”。

      “第三代毒品又被称为策划药、实验室毒品，也叫新精神活性物质（下称‘新精活’）。”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药理学博士刘明说，2013年，联合国禁毒署在《世界毒品报告》中首次正式提及新精活。

2015年7月5日，央视《共同关注》里的张正波，这是他第一次走进公众视野。网络视频截图

      刘明最早注意到这类案件是2011年。据中国新闻网报道，当年11月，河南省安阳市禁毒支队接到举报称，汤阴县有人非法研制国家管制类精神药品。警方调查发现，犯罪嫌疑人崔某夫妇自2009年开始贩售甲卡西酮，因为不敢把钱存进银行，平时就躺在8000万元现金上睡觉。

      彼时，新精活在中国还是一个新鲜事物。“我记得2014年，我在网上查阅山西某制药厂涉嫌制造新精活的案例时，那种物质都没有中文名，只有一串英文。”刘明说，直到2015年，那种物质才被命名为“4-氟甲卡西酮”，并被列入公安部、国家禁毒委等部门制定的《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》。

      据了解，“4-氟甲卡西酮”是一种致幻性很强的新型精神毒品，可引起幻觉、鼻出血、恶心、呕吐和血液循环问题，出现皮疹、焦虑、偏执狂，瞳孔散大，甚至死亡，俗称“丧尸药”。

      与海洛因、冰毒等传统毒品相比，新精活的分子结构很容易被改变，只要添加一个小小的基团，就能成为一种新的毒品类似物，效果不变甚至更强。正是因此，新精活的自我更新速度异常迅猛。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统计，2009年至2017年间，全球共有100余个国家和地区报告发现了新精活，种类多达803种。

      在中国，新精活引发过极其恶劣的社会危害性事件。

      2012年6月，《法医学杂志》刊发了一篇上海、苏州两地法医合写的论文，讲述了一起男子吸食甲卡西酮后杀人并啃食其内脏，后因内脏卡住喉部窒息死亡的事故。这一案件后经媒体广泛报道，甲卡西酮也被称为“丧尸药”。

争议“国家规定”

      2017年8月，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组织了一场“毒品及制毒物品认定标准学术研讨会”。律师朱明勇说，与会专家提到了一个问题：在第三代毒品的列管程序上，存在一个明显的法律漏洞。

      “这关系到被列管的物质，究竟是不是刑法意义上的毒品。”朱明勇说，参会的专家们都说知道这个问题，但此前没人公开提出质疑。

      依据刑法第357条，毒品是指鸦片、海洛因、甲基苯丙胺（冰毒）等六种传统毒品，以及“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”。朱明勇认为，这里的“国家规定”，特指刑法第96条中的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、规定的行政措施、发布的决定和命令”。换句话说，由公安部、原国家食药监总局、原国家卫计委等制定的列管目录，不符合刑法对“国家规定”的定义，所以不能作为司法实践中认定毒品的依据。

      “尤其是2015年的《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》和附表《增补目录》，问题相对更大。”包涵解释，因为2005年国务院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》规定，麻精药品目录由食药监部门、公安部、卫生主管部门制定、调整并公布，而《增补目录》的制定单位除了上述三部门外，还加入了国家禁毒委。

      在朱明勇看来，新精活列管程序方面的问题，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。因为罪刑法定中的“法”，特指刑法。对于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，司法机关不能定罪处罚。“在规范性文件的效力等级上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是法律，国务院制定的是行政法规，公安部等部委出台的是部门规章。在刑事审判中适用部门规章，进行定罪量刑，显然有问题。”朱明勇说。

      包涵对此的理解是，相关部门对新精活越级列管是出于专业职能的考虑。目前，类似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很常见，比如国家网信办定义什么是网络诈骗，公安部决定枪支标准，国家林业局制定鸟类保护目录。包涵说，如果按照上述逻辑，这些情况都超过了法律授权的范围。

如何定罪量刑

      刘心雨（化名）曾是最高法院刑五庭的一名法官。2016年左右，已从体制内离职的他受朋友之托，想要打听一种新精活在量刑方面与传统毒品的折算标准。刘心雨说，这个东西不会公开，“但一般法官判案时心里会有数”。

      在包涵看来，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》《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》都没有针对某一类新精活物质的量刑标准。法官要想判案、律师要想辩护，只能借助大量散见于司法解释、部门规章、乃至法院内部文件的条文加以实现。

      比如2016年，最高法院出台了《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下称《毒品案件司法解释》），明确了芬太尼等12种新精活的定罪量刑标准。比如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、非法持有125克以上的芬太尼、1000克以上的美沙酮、200克以上的甲卡西酮，可以按照刑法中的“其他毒品数量大”定罪量刑。

      但《精神药品品种目录》《增补目录》中还有大量被列管的新精活物质，《毒品案件司法解释》并未提及，更没有可以对应的量刑折算标准文件，濮阳案中的α-PVP便是其中之一。

羁押张正波的看守所。受访者供图

      据律师汤建彬介绍，2016年6月，国务院禁毒委办公室印发过《104种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依赖性折算表》。汤建彬说，这份文件没有向社会公开，只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了各级禁毒委和司法机关。

      2016年，汤建彬在江苏代理孙某走私、贩卖“4-氯甲卡西酮”（4-CMC）案期间，在法院阅卷时发现了这份折算表。“许多律师也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接触到它的，”汤建彬说。

      在法庭上，汤建彬曾针对折算表提出质疑。首先，孙某等人的犯案时间为2016年3月，早于折算表的印发时间，按照“法不溯及既往原则”不应适用。其次，折算表不对外公开，会影响公民对相关行为的刑罚预测，“比如我的当事人，就不知道按折算标准量刑了。”

      汤建彬认为，相较于传统毒品，新精活案件有从轻处罚的趋势。

      2018年6月，最高法院、江苏高院曾将汤建彬代理的孙某案定为新精活类案件的典型案例。该案中，孙某走私、贩卖了16公斤“4-氯甲卡西酮”，按照折算表的标准，应折算为2.2公斤冰毒。“在一些案子里，2.2公斤冰毒足够判死刑了。”刑辩律师张雨说，但2017年10月，常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孙某有期徒刑15年。

      江苏高院在案例评析中写道：“综合考虑该新型毒品的滥用范围小、列管时间短、孙某具有坦白情节等因素……充分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原则。”

      “现在毒品犯罪的形势非常严峻，判死刑的不少。”一名刑辩律师告诉新京报记者，但今年5月19日，在一次关于毒品犯罪的讲座中，最高法院刑五庭原庭长高贵君说，在司法实践中，涉及新精活的毒品犯罪尚未判处过死刑。

      朱明勇认为，这种差异源于新精活具有药品、毒品双重属性。除非检方能够证明被告人制贩的新精活被用作毒品，否则法院裁判时都会比较慎重。“如果这个东西事实上没用作毒品，但你把人杀了，以后怎么办呢？”

      针对此问题，2015年5月，最高法院在《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》中规定，行为人向走私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吸食、注射毒品的人员贩卖管制麻精药品的，以贩卖毒品罪处罚；但如果是出于医疗目的非法贩卖上述麻精药品，情节严重的，以非法经营罪处罚。

      “所以问题的关键是要查清涉案麻精药品的具体流向和用途，之后才能定性它到底是不是毒品。”朱明勇说，比如张正波案，海关截获的运送涉案麻精药品的包裹上，收件地址为德国某化工集团的办公楼，因此他有理由推断“4号”只是一种化学中间体，用于工业用途或科研用途。

      “在第三代毒品案件中，张正波案是社会影响最大的一个。”一名刑辩律师说，去年年底，这名律师代理的一例新精活案件一审期间，公诉人就表示自己专程去过武汉，向“张正波案”的司法机关办案人员取经。

      在朱明勇看来，张正波案的结果可能影响接下来的许多新精活案件。重审中，张正波虽获改判，但其家属仍然认为量刑过重，决定上诉。

本文来源：楚天都市报、新京报 记者：付子洋 、封面新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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